在镇雄县152万的总人口中，外出务工人员已经超过了40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家里的壮劳力。他们分布在浙江、福建等沿海发达省份，辛苦地用汗水赚取着每一分钱，他们的妻子只能留在家里，承担起照顾老人孩子的任务。在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已经得到社会重视的今天，留守妇女这个群体仍然被忽视。镇雄县并没有对该县留守妇女的数量作统计，但放大到全国范围内，在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中，留守妇女的数量已经达到了4700万，占到留守人口的一半还多。劳务输出作为一条经济增长之路无可厚非，由此而产生的留守妇女问题，也尤显突出。她们在生活、环境、经济上所承担的巨大压力，已经超过了很多人所能承受的范围

家里重活累活全压她身上

春节的气氛还没有完全消退，农妇朱绍芳照常起了个大早，婆婆和5个儿女都还在酣睡，她顶着雾雨出了门。今天是乡上赶集的日子，她要到菜地里拔点青菜，背到街上“苦几个钱”.13岁的大女儿的水鞋破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没余钱买双新的；5岁的小儿子马上要上学前班，书包文具都还没有；家里的煤所剩不多，但天气仍然很寒冷……趁着这天，她得抓紧。

菜地并不远，走几分钟就能到。地里的青菜湿漉漉的，没多大一会，筐里已经堆满了青菜。按照一元钱一市斤的价格，这筐青菜差不多可以卖20多元钱了。回到家，她先来到大女儿床头，低声交待了几句，再到婆婆床前把埋在炉子下面的煤扒开，轻手轻脚地将装猪食的大锅搬上去，又急匆匆出了门。丈夫外出打工已经三年，这些重活累活，她已经做得轻车熟路。

朱绍芳麻利地背起筐，消失在了白茫茫的山路上--这里是昭通市镇雄县尖山乡，她的家就在相邻山坡上的瑶山村。在这个仅有二十余户人家的村子里，像朱绍芳这样的留守妇女就有四五个。

一个小时后，朱绍芳背着空筐回到了家--赶集的日子，新鲜的蔬菜都特别好销，这一趟回来，她的口袋里多了二十一元钱。再辛苦一趟，这一天的收入便有四五十元，但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每天都有。放下筐后，她服侍婆婆起床，往煮着猪食的大锅里又加了两勺玉米面。大女儿已遵照吩咐，带着妹妹去地里帮母亲收菜了，三个更小的儿子则挤在电视机前边看边打闹。

实际上，她家里的条件在当地并不算太差，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有的家庭已经有了四五个孩子，但因为都是女儿，还是要憋着劲再生男孩，这又直接导致了家庭所背负的压力。瑶山村30里外的长安村，甚至还有生了6个女孩的家庭，丈夫每年回来的任务就是“跟老婆生娃”……

精神空虚演变出两种极端

巨大的群体数量衍生出的问题，使当地妇联的工作变得相当繁琐和复杂。“妇女这一块的工作最难搞，说起来都头大！”镇雄县妇联主席朱兴兰，对此可谓深有感触。“很多男人出去打工以后，不一定会带钱回来；有一些心里惦记着这个家的，勉强还能寄回来些钱。”朱兴兰说，更多时候是“有一大部分不管家，也没有能力管。”有些男人则一去不返，连着几年也没回过家，“老婆孩子都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朱兴兰介绍，尽管当地的主要农作物是玉米和洋芋，但已经“没有吃不饱饭的家庭了”.在低保和惠农政策的帮助下，留守的妇女儿童在基本生活上可以得到保障，当地也不缺乏留守妇女用养猪等手段致富的例子。不过这也只是少数，而且物质生活的需求得到满足，精神生活却无法保障。

每到夜晚，无尽的空虚随之而来的时候，看电视是女人们聊以解闷的方法，却也仅此而已。劳作之余，除了留守在家的经济压力，和丈夫长期分居两地的现实同时也造成了她们生理和心理上的压抑。尽管如此，这也是个禁忌的话题，尤其是在同村人的风言风语之下，独居在家的女人不得不处处小心，以免遭人口舌。

性是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却演变出了两种极端。女人们要么压抑着渴望无处诉说，要么就撕开脸皮不顾一切。在妇联去年记录的接待档案中，一家男人外出打工归家后，发现自己的妻子和弟弟已经同居了，而且还生了一个孩子。“两兄弟为了抢同一个女人，打了好几次架。”朱兴兰表示，现在孩子倒是给大哥养着，但问题也没有解决，两兄弟见面都不打招呼。

其实，不只是留守在家的妇女，外出打工的男人同样面临生理需求。六年前的林口乡木黑村，王燕风风光光地嫁到了尖山乡，丈夫是当地有着“老实人”称号的范贤。婚后不久，两个儿子相继出生，迫于经济压力，范贤告别妻子外出打工，同时也带上了自己的小姨妹王丽出去“见见世面”,让王燕没有想到的是，出去时是两个人，回来时变成了三个人。

带着小姨妹在浙江打工的日子里，范贤帮人磨水晶，王丽则在一户人家做保姆，两人情愫渐生，没多久就同居了，而这一切老家的人并不知情，直到两人回家时带上了出生不久的孩子。记者从镇雄妇联了解到，对于这样实质上的“一夫两妻”,当地不是没有先例，而同村的人也不会大惊小怪，大家评判的标准是看男人的协调能力能不能保持家庭和睦。一位基层妇联工作人员介绍，另外一户人家，男人同样“迎娶”了两姐妹，尽管妹妹属于“无名无分”,但也能心甘情愿和姐姐、姐夫住一起，一家人的日子还能过得红红火火--“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吧，但事实就是如此。”

不过范贤显然缺乏这样的“协调能力”,看到亲妹妹成为了抢夺自己丈夫的“小三”,这让独守空房多年的王燕顿时崩溃了。姐妹俩撕破了脸皮，无数次争吵甚至动手，去年王燕提出了离婚，但范贤并不同意，王燕索性把两个孩子留给了公婆，自己到浙江打工了，随后范贤再次带着小姨妹和他们的孩子离开家乡，只不过这次他们去了哪里，并没有人知道。

没安全感文化低遇事默默承受

在城乡二元割裂的体制下，在农村经济的转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和留守在家的妇女仍然表现得无所适从，尤其是后者。一方面，她们用大山一样的坚韧和沉默，固守着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却又难以抵挡外界的诱惑和精神的空虚。在这种矛盾中，发生任何事都好像“顺理成章”,又显得光怪陆离。

一幕幕闹剧上演的同时，当地政府也曾在2010年开展“农村文化大院”建设，在各个村落的农户家设点，在夜晚开展各种文娱活动，以缓解农村留守妇女在精神上的空虚。但一年多以来，有的地方效果不错，有的地方效果却并不明显。在记者的走访中，很多留守妇女坦言“文化低，送来的书看不懂，跳的舞也没有电视里的好看！”

不过，空闲的时间总得被打发掉，近些年来，本只在城市里流行的麻将也蔓延到了农村：农闲时和晚上，男女老少怀着不同的目的聚在一起打麻将，数额也越来越高，“没钱的时候怎么办？就去借高利贷，家破人亡的也见过不少！”朱兴兰说，这让她开始感觉到了这个社会的“偏执和浮躁”.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留守妇女带出了“不留守的留守儿童”,由于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不怎么管，“孩子最多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就开始在外面混！”同样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朱兴兰觉得很痛心。

在多年的工作中，妇联接到的各种侵犯留守妇女权益的案件也层出不穷。由于丈夫常年不在家，女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加之文化水平偏低，遇到土地等经济纠纷时只能敢怒不敢言，也无处宣泄；当遇到生理和心理的侵犯，也只能默默承受。

朱兴兰说，就在前不久，他们处理的一件家庭暴力就很有代表性。一对在当地中学当老师的夫妻，因为琐事发生争吵，醉酒的丈夫把妻子暴打一顿后，将其全身衣服脱光踹出了门外，然后锁上大门呼呼大睡。一丝不挂的妻子在家门口蹲了一夜，快天亮时才敲开邻居的门借了衣服穿上，随后才到妇联反映情况。

这还只是其中个例，身为老师的女性还知道找妇联，更多的农村留守妇女，在遭受到丈夫的家暴和外界的侵犯时，更多时候是选择隐忍。尽管如此，在镇雄县妇联，各种反映情况的案卷也已经堆积如山，一如乡间的层层雾障，阻碍着那些渴望的心灵。（文中范贤、王丽、王燕为化名）

（来源：公益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