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记忆

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进行科学史与性别方面的研究， 基于性别视角的审视，从科学史看到了很多过去看不到的东西，但是相关研究也需要新的推进。我曾指导学生做了居里夫人的研究，探索科学史界、科学传播界乃至公众，对居里夫人的理解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建构的，为什么会这么理解。

■ 口述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刘兵

■ 访谈、整理人：中国妇女报记者 南储鑫

缘起：从科学史切入性别研究

作为国内最早开始从事科学史与性别研究的学者之一，我进入性别领域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我的研究领域是科学史理论、科学传播研究，出于理论研究的需要，我要关注国际上各种流派和思潮，也就很自然地关注到了声势浩大的女性主义流派。

对于女性主义研究而言，我可谓从零开始，而随着了解的逐渐深入，我发现，女性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及以后的发展，不仅仅影响了文学、历史等传统学科，甚至一般人认为不大可能有影响的领域，比如科学史等领域，都因为女性主义而产生一些很重要的变化。这样的学派、观点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有冲击力的、甚至是颠覆性的观念。

所以，我逐渐从科学史方面切入性别领域去做一些研究。实际上在’95世妇会前，我就开始关注女性主义与科学史的一些研究。因为那个时候国内还几乎没有科学史、性别相关问题的研究，而且科学和科学史很容易被认为是客观的、自然的，不带性别色彩的。为此，我积极对国外科学史与性别方面的理论进行译介，同时也做一些本土问题的研究。

鉴于女性主义学理渊源是从国外理论脉络中延伸出来的，我做科学史与性别研究工作的内容之一，就是对国外科学与性别的翻译、评介性研究，这对中国而言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我们有一个引进的过程，国外性别与科学方面的研究对我们构成观念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我跟国外一些机构合作，推进科学史与性别方面的研究，我们编辑了科学与性别的读本，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启蒙提供了较为详尽的参考，这些成果至今对于科学与性别的领域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引进的基础上，我也注重对本土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比如“坐月子”等问题。“坐月子”在科学史上、性别研究上都有争议，而恰恰是说不清楚的事才更值得研究。特别是当今社会，西方的科学很强势，能以顽强生命力抵抗西方文化侵蚀的传统习俗并不多，“坐月子”是其中之一，这个有本土知识的意义，事关用性别视角反思科学史、科学本身，虽然这些研究很难有一个惊世骇俗的研究发现，但是于公众而言颇具实用性，也能够为消除性别刻板印象提供一个思考、研究路径。

坚持：认同女性主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力量

’95世妇会我并没有直接参与，回过头来看这20年的变化，我国把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带来推进男女平等的积极变化。政府主导的性别平等发展战略，有其积极性和重要意义。但性别平等国家战略的逻辑、标准，有时容易被某些执行者的政绩观所左右，导致对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力量的忽略。实际上，’95世妇会后，学术界的研究、社会组织的兴起，也承担了很多推进男女平等的工作。

我与世妇会的这种“距离”也让我能够基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审视性别研究的问题。记得当时有一个杂志叫《方法》（现在已经没有了），是一个社会文化评论方面的杂志。我写了一篇如何从学术角度讨论女性主义意义的反思文章投给《方法》。写的时候比较担心，因为跟那些一直专注做性别研究的学者的理解相比，我的思考有一定的差异性或者说更具批判性。文章发表后不久，在一次会议中碰到刘伯红教授，她跟我说看到我的文章了并且给了积极的评价，这实际上对我也是一个鼓励。

我涉猎的领域比较广泛，后来对一些领域的研究慢慢地少了，但是科学史与女性主义的研究我一直坚持下来，我觉得女性主义独特的视角和见解，是对传统力量的一种解构，跟后现代有一定的契合性。近几十年来，很少有一个学术领域、思潮、派别，能够像女性主义一样，产生如此广泛的冲击力和影响，在差不多所有传统学科和新兴领域都有广泛地渗透。这也表明了女性主义自身的价值，女性主义有其特殊的视角、方法，有学术意义，能够带来很多有新意的成果，这是我坚持的动力之一。

另外，在接触女性主义的同时，我也认识到女性主义不是一个纯粹的学理知识，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有着社会意义上的公正、正义内涵，注重社会参与和社会行动。现实社会中的男女平等状况的不太理想，恰恰是需要改变的驱动力，也是激励我持续研究的动力。

反思：科学史、男性身份等尚需深入研究

就科学史而言，传统的科学史研究是没有性别视角的，而我们说的科学史是有人参与的历史，有人的问题，就有性别的问题。但是纵观中外科学史，女性科学家很少。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很早，在女性主义思潮发端之前，理论的解说都是站在当时的立场上，而女性主义思潮出现以后，我们的思路打开一些了。但是从科学史切入性别研究，这些年很难说有一个质的飞跃，更是一个积累性的进展。

基于性别视角的审视，从科学史看到了很多过去看不到的东西，但是相关研究也需要新的推进。我曾指导学生做了居里夫人的研究，探索科学史界、科学传播界乃至公众，对居里夫人的理解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建构的，为什么会这么理解。为此，我们从有关居里夫人的各种传记的翻译、介绍中寻找答案。研究结果发现，这么多年来社会对于居里夫人的理解有很多的变化，早期的理解缺乏性别视角，居里夫人仅仅是一般的女性科学家，而后来的居里夫人传记就有了性别视角的思考，相应的传播和影响情况是不一样的。而问题在于，居里夫人是不是理想的女性科学家解放的样本呢？居里夫人的形象建构对于女性发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这些都需要我们更全面的研究和更深刻的认识，当前的研究依然存在诸多的欠缺。

此外，作为一名涉猎性别研究的男性知识分子，男性身份的意义也需要反思性研究。有人强调因为女性之间有共同的生命体验，所以女性才能理解女性的感受，女性才能更好地研究女性。但是我认为，站在男性立场上看女性问题、站在女性视角上审视男性问题，确实可能有其局限性；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站在男性立场上研究女性问题，又有其独特的视角。因为，性别平等的研究，虽然源于女性研究并以女性视角切入，但最终会超越女性研究。所以即便从最一般的策略上，也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不是预先将男性排除在女性研究之外。女性主义可以超越这个认识误区，女性问题不是女性自己的问题，也是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问题，我们需要以性别视角去研究女性问题、男性问题以及社会结构问题，最终的目的并不仅仅限于性别领域，而是会带来全人类更好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