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ebora Lopreite

译者：李月

2015.1.30

继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社会保守主义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十年（1989-1999）给女性权利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后，2001-2002年的经济危机给女性带来了新的机遇。梅内姆政府启动了性别平等议程，设定了国会女性候选人配额并采用了联合国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但与女性组织在生育权问题上存在着冲突。虽然两任基什内尔政府（2003至今）建立了性健康项目和负责任的生育项目，然而他们却在执行为贫困母亲和家庭提供支持的社会救助项目时发生了“母性主义”的回转。梅内尔政府成立的全国女性委员会承担了很多社会救助的责任，但是却背弃了促进性别平等的初衷。

关键词：性别平等，母性主义，生育权，阿根廷，新自由主义

尽管阿根廷1983年的民主化改革是促进女性权利的一个政治契机，但是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给性别政策的后续发展带来了阻碍。自1985年起，政府发起了一项性别平等议程，1985年政府认可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后，国会1991年为女议员设定了至少30%的配额，随后在1992年成立了国家女性委员会（CNM）。国家女性委员会的成立构成了全球推动建立倡导和监控公共政策中的性别问题机制的一部分。该机制的目的，即“社会性别主流化”，其目标是通过政策来推进女性在各领域的权利，如针对女性暴力、同工同酬、生育权和女性参与决策的状况（Kardam, 2004）。但是，1990年代的福利削减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家庭津贴系统，这使很多女性骤然涌入劳动力市场，同时梅内姆总统在梵蒂冈的支持下反对生育权。在2001-2002年的经济危机中，为减少贫困、增加社会包容度，政府规划了一个后自由主义框架并为女性制造了更多平权机会，包括开展性健康和负责任地生育项目。但是对于贫困母亲及家庭的社会救助却仅仅停留在宣传“母性主义”将母亲留在家中为主导的 。随着国家女性委员会承担了更多的提供社会救助的责任，它放弃了最初促进性别平等的使命。

一、新自由主义和女性权利的挑战

国家女性委员会是基于它的前身，即1991年通过总统令建立的女性公共政策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ng Council of Public Policies for Women）建立的。国家女性委员会也是通过总统令建立的，最初作为该委员会一个“子秘书处”直接向政府汇报。但是一年后，国家女性委员会获得了“国家秘书处”的地位，负责执行和落实配额法。虽然行政地位得到提升，但由于它并非由国会创建，所以导致了国家女性委员会的运作受政府高层掌控的局面（Waylen, 2000)。国家女性委员会借“华盛顿共识”推动新自由主义议程的东风而成立，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公务业绩的提高及吸纳女性入公职方面的进步 。

弗吉尼亚·弗南格里洛（Virginia Franganillo）是正义党女性运动的成员之一，在她的领导下，国家女性委员会促进与民间女性组织的互动，1993-1994年提出了 的平等机会计划，并且还建立了很多增加女性政治参与度的项目。同时，国家女性委员会在1995年于北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弗吉尼亚·弗南格里洛，访谈，布宜诺斯艾利斯，2005年10月27日）。在此期间，国会通过了反对家庭暴力的法案，而且签发了在公共管理部门禁止性骚扰的总统令。

虽然有这些进步，在生育权方面仍存在着冲突。国家女性委员会希望通过在阿根廷各省份开展一些项目来提高生育权，但是梅内姆总统与天主教廷联合起来反对生育权，并抗拒支持生育权的国际上的压力 。他还试图在新的宪法中引入一个法条来禁止堕胎。这一冲突导致了弗南格里洛在1994年辞去国家女性委员会的主席职务。在1994年开罗人口和发展大会以及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阿根廷政府对会议通过的最后文本进行了保留（联合国，1979，第16条），以保护传统的核心家庭并反对生育权的概念。阿根廷政府辩称，阿根廷支持CEDAW最初文本，这个版本没有提及“生育权”，仅指出个人有权决定他们生育孩子的数量和间隔，而且没有特别指出哪个家庭成员有权做出关于家庭计划的决定。阿根廷政府认为生育权只是合法堕胎和等同于堕胎的避孕方法的美称。

在1995年，梅内姆政府与女性运动的分歧变得十分明显，当时一些包括执政党党员在内的女性议员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家庭计划的法案。尽管梅内姆反对，但1991年至2001年期间，阿根廷的23个省份中有15个采纳了生育权政策。其中12个项目是由省议会授权的，包括地方议员和民间社会组织在内的积极分子坚持落实该政策。在1997年和1998年，梅内姆签发了两个总统令，旨在遵从北京和CEDAW公约（仅在部分问题上），从而使阿根廷成为提倡性别平等、平衡工作与家庭问题的民主国家之一。该议程依旧很模糊，但其中并没有重构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更重要的是，倾向市场的宏观经济框架使得帮助女性融入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发展受到了限制。虽然这为女性劳动权利设立了一个先例，但是这些规定并没有落实。

梅内姆性别政策是基于他的官僚议程而进行调整的，这种调整带有“技术性”意味， 包括: 1995年在外交部成立特别委员会，从而跟进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成果，以及1996年任命反对堕胎的狂热的“梅尔姆主义者”爱思特·斯齐亚冯(Esther Schiavone)为国家女性委员会的主席。2005至2008年期间，政府行政机构开展了一项由泛美开发银行（IDB）资助的一千五百万美金的项目，在各省建立女性工作办公室。性别平等条款的发展扩大了国家女性委员会的议程，这些条款主要关于维持不同性别权利平等以及调和工作和家庭生活。通过1998年发布行政令，梅内姆建立了全国性的男女工作平等机会计划。 

这项计划是CEDAW、北京行动纲领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第156号公约（《有家庭责任工人公约》）为基础建立的行动平台。在1998年，作为该政策的一部分，梅内姆政府通过劳动、雇佣和社会保障部来实施一项任务，包括创建一系列诸如微型融资、工作培训、同工同酬等特别雇佣计划。这项任务还包括将家庭雇佣标准化以及通过全国性调查来确定儿童看护服务和日托的运转情况和可用性。在1997年发布的一个行政令已经建立了公务员男女平等待遇和男性产假。但受限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这些政令只被部分地实施了。

阿根廷的女权主义者不认同梅内姆议程。尽管他试图显得对女性友好，但是他在几次国际会议中反对生育权议程的官方立场以及他脱离自治女性运动的行为使得国家女性委员会作为推动性别平等的机构失去了合法性。另外，在1990年代，当梅内姆议程明确地排除生育权后，曾经有一场激进的生育权辩论。事实上，当时阿根廷女性运动对政治权利和生育权的关注远高于其他女性议题。

在1999年，一个反对梅内姆保守主义的政府当选。但是，由于内部分化，温和的中-左联合政府在政治上较为脆弱，无力解决经济危机。国家女性委员会依旧是不同组织和党派在女性问题上的冲突中心(Carmen Storani, 采访, 布宜诺斯艾利斯, 2005年10月6日)。由于费尔南德·德拉鲁阿政府将政治和技术与应对经济危机的宏观经济改革绑定，该政府于2001年12月倒台。梅内姆政府和女性组织以及连续的政治经济危机使得国家女性委员会衰退。

二、经济动乱与重新聚焦于女性

当费尔南德·德拉鲁辞职时，一个基于国会同意的临时政府成立。正义党的爱德华多·杜阿尔德（Eduardo Duhalde）总统被任命，并承担处理危机以及组织新总统选举的任务。2001至2002年的金融危机大幅度加剧了贫困及不平等的问题，失业和临时工的问题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2年是贫困问题最为严峻的一年，57.2%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27.5%的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中 (Tabbush, 2009)。杜阿尔德宣布暂时不偿还国家债务，比索贬值政策，并实施一系列减轻经济危机影响的社会政策。

女性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高度贫困迫切需要社会救助，由泛美发展银行为这一救助项目提供支持。为正式工人提供家庭津贴的计划得到了保留，但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广泛存在的非正式性雇佣问题以及日益加剧的贫困现状，该计划不得不与为贫困家庭提供现金的项目合并。贫困女性成为社会救助和削减贫困的焦点，政府针对这样的社会境况计划了两个项目：男性和女性户主项目和家庭项目。 这些项目里首当其冲是一个工作福利项目，目标对象是失业或无业的户主，无论男女，只需要赡养未满18岁的子女或照顾残疾、怀孕的配偶负责即符合条件。抛开这个项目性别中立的设计不谈，女性高失业率使得这个项目的受益人有71%都是教育程度较低（小学）的30-40岁女性。这些女性来自人口中最贫困的部分。她们的家庭通常有5个成员、失业率高并且经济活动水平低 (Tabbush, 2009)。这个项目的最终目标是使事业女性重新回归劳动力市场，但是多数对女性开放的岗位并不是可靠的工作，而且大多集中于家政领域。尽管这个项目并没有在削减贫困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它确实在2003年减少了3%的贫困。而该项目因为庇护主义和没有“鼓励工作文化”而遭到天主教廷、反对党和一些社会组织的批评(Tabbush, 2009: 308)。

新的削减贫困政策以及贫困本身重新激起了关于生育权的辩论。爱德华多·杜阿尔德总统（2002-2003）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并且是基督教社会教义的倡导者，但是他任命了希内斯·冈萨雷斯·加西亚（Ginés González García）作为卫生部长，加西亚是一名国际卫生专家，致力于倡导产妇保健、家庭计划、向贫困家庭发放常用药物等。他将降低产妇和儿童死亡率以及提供避孕服务列为优先推动的政策。作为卫生部长，他有能力在国家层面处理这些问题，同时他还在推动生殖健康项目实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自身拥有专业特长，并受到国际关于生育权和健康的声援，他得以掌控国家行政资源。尽管一方面在推进有利贫民的政策，但另一方面议员们仍从道德的角度反对堕胎合法化。改革方面的努力使得政府与天主教廷的分歧加大，这种紧张局势在2006-2007年纳斯特·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执政期间不断加剧（《民族报》, 2006年8月6日）。

（未完，下期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