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基什内尔到基什内尔：母性主义的回归
2003年，正义党候选人纳斯特·基什内尔当选总统，他延续了杜哈尔德总统之前两年实施的政策。在新的家庭政策下，基什内尔赋予国家女性委员会一项新的角色和任务，将国家女性委员会归属于他妹妹艾丽西亚·基什内尔（Alicia Kirchner）领导的国家社会政策协调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Social Policy Coordination)中。国家女性委员会的新主席玛利亚·卢西拉·科伦坡（Maria Lucila Colombo）曾经是家庭主妇联盟（Housewives’s Union）的互动家。2000年，作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员，她在关于生育权的辩论中站在反堕胎一边。她曾经是新领导（New Leadership）党成员，该党派的创始人是天主教活动家、前内政部部长古斯塔沃·贝利斯，贝利斯与教廷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她的领导下，国家女性委员会的任务是在经济和社会危机面前强化家庭的作用以及重新定义传统性别角色。与关注个体（儿童、女性、穷人）不同，这个新策略试图将个体们放入一个全面和综合的家庭中看待。政府使用世界银行贷款作为《华盛顿协议》后削减贫困议程中的一部分，这是这一在家庭上的新关注的例证。由国家女性委员会执行的家庭强化和社会资本提升项目（PROFAM，Family strengthening and social Capital Promotion Project）即是由世界银行提供的500万美元资金支持的。由于国家女性委员会是“一个自治组织，且寻求将社区干预分散到草根层级，并将行政功能和与社会政策形成相关的责任保留在中央层级”（世界银行 World Bank，2001：21）该项目采用“社会资本”途径，认为社会资本较高的社区更有可能组织起来、认定共同目标，并为之努力。它的首要活动是一项基于需求的拨款项目，该项目帮助促进和提高家庭状况，使它们更好地融入到社区中。这一项目针对较为贫困的社区，在“对妇女儿童的暴力、青少年怀孕、青少年反对、酒精和毒品滥用较为严重”以及“缺少接触到包括儿童保育在内的生殖健康信息和选择的渠道”的区域进行。
这些项目的关注点在于贫困，却是以牺牲性别平等为代价的。扎法斯计划（Plan Jefas）为男性创造了不定期的有偿工作机会，却只给女性象征性地提供了津贴而非工作收入机会 。由于缺乏正式的受雇机会，女性通常会留在该计划中，这导致政府将她们转移到家庭计划（Plan Familias）中，家庭计划向贫困女性支付现金，这强化了她们作为母亲的传统性别角色。这一计划强化了男女不同的性别角色，并且阻止了女性寻求作为母亲以外的有偿工作机会(Tabbush, 2009)。
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Cristina Kirchner）政府在2009年的中期选举中落败后，行政机构支持立法机构提供统一的儿童津贴。该计划意在为家庭提供额外收入的同时，鼓励接种疫苗和就学。尽管该项目从设计上来看是性别中立的，但是事实上98%的直接津贴接受者是母亲。2011年3月，世界银行发布一项新的社会保护项目来扩大统一儿童津贴项目，以便在实施过程中纳入技术支持。像之前的项目一样，儿童津贴计划有助于削减贫困，但是却没有为女性增加有偿工作机会，因而强化了传统家庭角色。
在对贫困母亲和他们的家庭提供给社会救助政策方面，国家女性委员会已经失去了它最初的主要目标。但是它所落实的部分政策确实解决了一些在国际和地区性别议程上的女性问题。它积极介入诸如家庭暴力、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推荐女性无报酬工作的价值等议题（卢西拉·科伦坡，访谈，布宜诺斯艾利斯，2005年10月25日）。 在科伦坡的任期结束后，国家女性委员会一直和多数女权组织保持距离（克里斯蒂娜·祖如突扎 Cristina Zurutuza，访谈，布宜诺斯艾利斯，2005年11月22日）。该组织缺少女权视角是理解它不能够在国家官僚机构中推进全面性别平等问题的关键。一些女性活动家表示，卫生部是唯一一个明确落实性别议程的政府部门（梅贝尔·比安可 Mabel Bianco,访谈，布宜诺斯艾利斯，2005年11月24日）。很多人认为诸如国家女性委员会的机构只是女性事务的“空壳”组织。
但是基什内尔改变了生育权问题在国际层面的情况。他任命朱莉安娜·迪图里奥（Juliana Di Tullio）作为外交部国际女性办公室负责人，并撤回了梅内姆政府在开罗和北京会议上的保留（朱莉安娜·迪图里奥，访谈，布宜诺斯艾利斯，2011年6月22日）。2004年，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于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九届女性地区会议上，阿根廷政府首次没有保留地承诺所有条目，包括生育权和其他“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中的协议。
在国内方面，基什内尔比他的前任更注重推进生育权问题。来自司法部的一个专家委员会于2006年初起草了一项法案来修改刑法典，其中包括对富有争议的与堕胎相关的第86条的修改。这项修改写明，“在合理状况下，女性在怀孕前三个月经本人同意堕胎，将不受到惩罚。” (《民族报》, March 24, 2007）媒体关于这项修正的宣传激起了保守组织的强烈反应，导致内政部长阿尼瓦尔·费尔南德斯（Aníbal Fernández）出面声明称联邦政府对堕胎去歧视化并非一致推动。他还声称，“但是，这是一项社会必须辩论的问题” (《民族报》, March 24, 2007)。卫生部长冈萨雷斯（González）在他号称捍卫母性道德和不安全堕胎的“反堕胎运动”中非常积极。
2007年，强烈反对堕胎的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继其夫内斯特·基什内尔就任总统后，此问题的进展就停止了。她声称基于她的天主教信仰，她的立场是正确的。她将冈萨雷斯免职并任命了两位继任的部长，格拉谢拉·奥卡尼亚（Graciela Ocaña）和胡安·曼苏尔（Juan Mansur）。这两位继任部长在2003年的性健康项目和堕胎合法化中均未起到任何推动作用。事实上，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2010年曾质疑联邦政府向各省发放避孕药的效率。
合法堕胎变得更富有争议，特别是在什么时候可以进行堕胎这一方面。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阿根廷允许在病情需要和强奸的情况下堕胎，包括对精神残疾女性的推测强奸。但是阿根廷堕胎法律的原文极易引起争论。第86条的最后一款格外富有争议，因为这部分写道，“如果因对精神残疾或有精神疾病的女性实施强奸或对贞洁的侵犯而导致怀孕，堕胎不受惩罚”。这段文字在从法文原文翻译成西班牙文的过程中出现错误，原文写明“当堕胎是由强奸（精神正常女性）或者强奸精神残疾或有精神疾病的女性导致时，不受惩罚 (Htun, 2003)”。这一错误的解读成为了女性在特定法律条件下寻求堕胎的重要障碍。在冈萨雷斯在任期间，医疗卫生人员间开发了一套过程指导。该指导写明，应该以更自由的方式解读刑法典，并建立一套步骤让医生遵循以便提供服务。但是，2007年政府更迭造成了一个从联邦层面对女性不利的生育权发展环境。
新任卫生部长格拉谢拉·奥卡尼亚声称堕胎是刑法相关问题，因此并不在她的职权范围内。她并未废除过程指导，但是她放弃了由联邦部委开发的行政程序。2010年，卫生部性健康项目协调官发布了一项新的指南，但是新部长和胡安·曼苏尔拒绝签署该指南，导致又一项公共争议的产生。该指南最终上传在拉卫生部网页上仅供传阅（人权观察，2010）。
总的来说，在后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对女性的社会政策和家庭计划服务是聚焦于削减贫困的后果。除了社会包容性的话语外，女性问题并没有被作为政策优先来考虑。例如，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政府近来宣布将儿童津贴扩展到怀孕女性，却并不为贫困女性提供必要的生殖健康服务以便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做出决策。
四、在变革时代中的女性代表
对阿根廷女性而言，立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特别是在采取立法机构性别配额之后。1991年，女性在立法机构的代表都非常有限，而立法机构性别配额为女性打开了机会。例如，在1983年的选举中，只有3.6%的新代表是女性，1985年和1987年的选举结果也很相似。将女性纳入代表位置是一大进步，这使得女性的需要更有效地被理解，并且能够更好地支持性别政策。1995年，女性代表的比例上升到27.7%，到了2005年，有35%的代表和41.7%的参议员是女性 (Borner et al., 2007)。国家女性委员会支持女性联盟并积极参与到政治动员中。为了使法律进步，女权运动采取的策略是“强调性别配额会使阿根廷成为现代民主社会，利用团结的政治环境创造机会” (Waylen, 2000: 776)。
很多女权活动家批评女性议员缺乏对性别平等的承诺，但是她们认识到女性交流是在立法机关和国会推动生育权的重要策略 (Belkis Karlen, 访谈，布宜诺斯艾利斯, 2005年11月14日)。的确，女性政治家承认近来在国会的协同活动吸引了来自右翼党派的女性。一位来自社会主义党派的国会代表说，“这些年来我们都在磨合和学习。例如，在2006年，我们比之前合作得更好” (Silvia Augsburger, 访谈，布宜诺斯艾利斯, 2007年5月23日)。她通过2006年的女权成就暗指避孕手术法、性教育和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认可。其他人虽然保留怀疑态度，但是认同女性在国会内外的合作对于实现性别配额法和架构生育权辩论都十分重要 （Juliana Marino, 访谈，布宜诺斯艾利斯，2007年6月15日）。
在1994年国家宪法改革中的核心争议之一是女性配额的有效性。女性构成了26%的大会参会成员，她们的贡献对于阻止新宪法中通过明确的反堕胎法条至关重要。女性倡导对于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纳入宪法也十分重要，这使得阿根廷成为唯一这样做的成员国。另外，在十年的斗争后，配额法在推动特定女性议题方面也十分重要，诸如女性在工会中的配额、性健康项目、负责任地生育项目等。此外，2006年国会通过了避孕手术和高中性教育法案。两项法案的投票记录显示出来明显的性别分界：63.9%的女性参议员和39%的男性参议员为避孕手术法案投了赞成票；男性弃权率高于女性缺席率，与25.8%的女性弃权率相比，男性缺席率高达48.8%。4名为此法案投反对票的女性参议员包括前第一夫人希尔达·杜阿尔德（Hilda Duhalde），支持了2003年性健康法的通过。257名代表中，66人缺席，缺席者中的72.7%为男性。该法案以147票赞成得到了通过。在高中提供性教育的法案在下议院几乎全票通过，只有极右翼党派的卢克斯·克雷恩（Lux Klein）投票反对。同样，男性的缺席率比女性高：在86名缺席的议员中，74.4%是男性。在2009年，一项关于针对妇女的暴力的法案在国会得到了通过。
这些法案的实拖总是效率极低或者被拖延，而且在一些官僚部门缺乏实施这些政策的政治动机（人权观察，2010）。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女性的政治代表得到了提升，这对于一些性别议题的进步十分重要 (Borner et al., 2009)。但是，女性还是难以渗透到国家官僚体系中，这使得性别政策议程还是处于总统的自由裁量范围内。女代表数量上升的影响在后新自由主义时期得到了体现，并创造了提升女性权利的新机遇，但是政党国会冲突阻碍了这一进步。即使国家支持性别议程，女性活动家的党派分野以及女性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压力仍然广泛存在。
结论
1983年以来的民主化给了阿根廷女性改进代表结构的机会。这些变化影响了选举制度并促进了国家和省级政府中女性政治组织的创建。另外，来自国际环境的机遇对于国内聚焦于性别相关的项目和政策也有重要贡献。但是，1990年代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于社会公民权，特别是女性有着负面影响。相比女性在立法机构的成功，她们在国家官僚结构中面临着重重限制。梅内姆的技术官僚政府在生育权和女性整体政治赋权等女性议程上存在冲突。事实上，总统们不但控制着性别政策，而且他们有时会根据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国际议程中选取议题。在后新自由主义时期， 政策倒回转到了倡导母性主义，与母性主义紧密相关的社会救助在除了儿童津贴政策的事务上进一步污名化穷人。社会救助政策强化了贫穷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却没有提供儿童看护服务以减轻她们的家庭责任，也没有推进女性有偿工作。尽管在杜阿尔德和内斯特·基什内尔政府下，冈萨雷斯解决了部分生育权问题，但是性健康项目并非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政府首要推动的政策，因此在堕胎去歧视化方面也并无进展。总之，综合性别议程受到了很大限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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