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 M. Blackburn, Jennifer Jarman and Girts Racko

译者：李思昕 校对：杨辉宇（Aaron H. Yang）

关键词：性别；预期寿命；贫困；退休；阶级地位；不平等

众所周知，在工业化国家中，工作与职业结构的关系中有极大的不平等。最基本的不平等存在于以阶级，地位和工资的方式的社会结构分层中。职业中的不平等不仅影响着人们职业年限中的生活体验，也决定着在退休后的生活。那些本身并不是不平等的事物，比如性别，种族，宗教信仰，总是与基本的不平等相联系，也因此成为了不平等的基础。女性与男性本质上是平等的，但社会结构造成了显著的性别不平等，这就是Therborn (2013)所说的存在性不平等。

在本文中，我们探讨在经济更发达的国家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首先我们回顾在就业中的性别不同和不公；接着我们探讨他们如何导致了退休女性高的出奇的贫困比例。我们考察性别、社会分层（阶级，地位及收入）、预期寿命和退休时的贫困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的目的是总结我们最近关于就业中的性别隔离的分析，并用我们的发现去理解工作年限内的不平等是如何引起退休后的贫困，特别是女性的贫困。

就业不平等

就业时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业性别隔离。我们定义隔离为男女从事不同职业的程度。从事不同的职业创造了性别不平等的可能性。诚然，在职场上有很多造成不平等因素，比如与工资差异相关的年龄、经验、技术、自主权、工作不安全感以及雇主的政策等因素。职场中可能存在性别（或种族）歧视，但我们关心更基本的职业中的性别差异－职业性别隔离和与之相关的不平等。

“隔离”经常用于完全的分离，比如将绵羊从山羊中分离。一个只包括和尚与尼姑的人群就会存在完全的职业隔离。然而，性别隔离的研究将这个概念看作一个连续的变量。因此，性别隔离并不是指这门职业无一例外属于某种性别，而简单的是该职业的大部分的从业者者是男性或女性，而有时情况十分明确。比如，在塞浦路斯，大公司的主管中97%为男性。在其他地方这个数据就不那么极端：欧盟的男性主管的平均比例是89%，而在美国是85%。甚至在挪威，一个遵循着实现平等代表权政策的国家，男性在这一统计中的比率为58%。这种单一性别极端主导的现象现象并不常见，但大多数职业通常都会有大部分工作者来自某一性别，并且在很多国家都有很大程度的性别隔离。这种性别隔离为性别不平等提广阔的衍生平台。

在性别隔离和不平等问题上有很多有建树且有趣的研究。有关性别隔离的研究现在数量很多，内容丰富且多样，多年来有着高质量的新贡献，包括跨国研究。然而我们已经论证过自动认定“隔离”即为有利于男性的不平等是有误导性的。职业上的不同可能牵涉不公平，但不一定是必然联系。职业上的不同可能牵涉不平等（统计学上不可能存在完全的平等），但在各国程度不同。

不管过去存在什么样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不能被假设成立，如果没有仔细研究是否有向着平等的努力——对女性而言的进步但也是某种程度对男性而言的进步。如果职业上的性别差异仍牵涉着不平等，我们需要知道不平等的程度，区别于无关不平等的差异。我们也需要知道是否这些不平等延续到了退休后的不平等。

为了分析国家的隔离模式，我们需要清楚抽象概念和衡量方式。隔离衡量男性和女性从事不同职业的程度，而垂直距离衡量这个隔离牵涉的不平等的程度。也就是说，垂直距离衡量在不同职业工作的倾向会造成多大的性别不平等。水平距离衡量隔离的组成，代表着不会导致不同的性别差异。换言之，水平距离是隔离与男女不同职业的有关程度，但不牵涉性别不平等。

    （更多内容请下载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