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什么选择将修订村规民约作为社区治理、推进性别平等的切入点？

李慧英：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说明两个背景，第一，作为社区治理强调制度治理、民主治理和依法治理，发挥村规民约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可以说，村规民约是一个实现三种治理的重要载体。我们这里所说的村规民约，不是“墙上民约”中看不中用，而是具有村民资格认定功能和村民待遇功能的村规民约，是村庄里的“小宪法”。第二，根据我们的调查，农村绝大多数的村规民约普遍存在三方面问题，村干部管制村民，注重村民义务而忽视村民权利，强调村干部的权力而忽视村干部的职责；村民代表特别是妇女代表很少有机会参与和表达利益诉求，制定程序不民主；有些村庄采用“多数决”方式剥夺农村妇女的村民资格和待遇，也有的制定出文本限制妇女的村民资格，与法律直接冲突。村规民约中的性别不平等成为农村社区治理中的棘手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国家法律就不能落地生根，社区民主管理就是一句空话，农村的社会根基就不会牢固。由此，我们就将依法、民主、平等修订村规民约作为社区治理的一个有效途径。

记者：为什么村庄治理一定要关注传宗接代、男孩偏好的传统观念，传统观念和村民现实生活中存在何种关联？

李慧英：在全国，村庄治理有不少好的经验，但通常不会关注性别平等。我们谈社区治理，一个突出特点是将性别平等作为重要因素考虑进来。既然关注妇女权益特别是集体财产分配权，就会关注其性别不平等的深层根源和社会后果，顺藤摸瓜，就摸到了父权制这个元凶。父权制是导致妇女土地权益受剥夺的根源，之所以父权制能够达成重男轻女、生男偏好的目标，是它十分巧妙地抓住了家庭的几个关键点，一个是家庭资格的认定——儿子是自家人女儿是外人，另外一个是婚姻居住方式——妇女结婚从夫居，再一个就是资源分配——分男不分女，形成了家庭父权制规则。

村规民约的核心内容是对“村民资格”的认定，因为村民资格是村庄集体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目前，由于国家法律对“村民资格”没有明确的界定，各级政府也没有规范性的指导意见，因而，全国绝大多数村庄都是按照“从夫居”（即男娶女嫁）的婚居规则来确认村民资格，而村民资格的获得，男子基于出生，天然拥有村民资格，是永久性村民；妇女则基于婚姻，是临时性村民，要依托自己的丈夫获得“村民资格”，以致很多村规民约违法剥夺妇女的合法权益，这是当前村庄治理的突出问题，也是影响村庄治理法治化、规范化的核心问题，因此，课题组提出，必须从源头开始，清除村规民约中性别不平等的内容，进一步推动村庄治理工作的不断完善。

记者：您认为应该怎样推广周山村修订村规民约的经验？

李慧英：周山村修订村规民约成功治理社区的经验的确值得推广，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推广？我们从2011年就开始在不同的省份进行推广,如安徽的长丰县、陕西的武功县、江西的靖安县，以及江苏、广东、山东、河北、青海的一些村庄，凡是认真推动的地方，村规民约都在发挥综合效益。在推广过程中，基层社区与地方政府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不可贪多求快，而要循序渐进、稳扎稳打、注重实效。目前最紧迫的两件事，一是政策倡导，使得高层乃至县级政府对此有所认识，真正作为社区治理的一项工作认认真真地抓；二要有一批真正懂得性别平等的推动者与志愿者队伍，能够将道理讲清楚讲明白，激发村干部修订村规民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作者：南储鑫）